众所周知,中国股市虽然初具规模并且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由于起步晚和发展时间短的原因还不成熟,相比很多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股市还有一些欠缺,因此,还需要更多地去学习和完善。
不成熟的中国股市
当前,中国的股市是不成熟的,容易走极端。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研究总监吕立新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主板2008年平均市盈率是60多倍,而现在创业板炒到了100多倍,显然是过火了,但是现在上海的主板、深圳的主板等城镇股的平均市盈率仍然是不高的,结构倒挂的现象在国内比较明显。
中国股市的发展和西方成熟股市的发展有一定区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向《经济》记者表示,西方的市场是自然发展,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它是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自由的资本市场环境,“而中国股市是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转换过来的,自然有自己的特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也向记者表示,西方国家从开始便通过供求关系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资本市场到完全竞争的市场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而中国一直是由国家、政府来调控经济,政府的作用比较强大,市场的力量较为弱化。目前,市场的力量更加强大,政府的调控越来越弱化,这些从中国股市和西方股市的演变都可以看出来。“应该说我们用二十几年完成了这些成就,很不简单了。”杜丽群告诉记者。
但与此同时,这么快的速度也留下了一些隐患。“其实中国在很多产业方面都有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表示,中国股市和国外的股市走得很贴近,但是学习的时间不一样,投资者的成熟教育包括机构投资者的培育过程有点急了,那时候基金经理的培训时间还不到一年。
另外,上海证券研究所总经理助理兼首席分析师胡月晓也告诉《经济》记者,国外资本市场通常是从债券市场起步,然后慢慢地发展到股票市场的,而我们是从股票市场开始起步,再到债券市场。“我们的债券市场发展到现在还是不足的,而国外讲资本市场通常是指债券市场,这就是中国起步的时候畸形的部分。”
“如果从债券市场起步,圈钱和权贵现象就会少很多。”胡月晓对记者说,“因为债券是要还的,其依附率很强,而不像我们上来就是股权融资,都是抱着圈钱的目的来的。”
国内的股市和成熟股市相比缺少的是什么?吕立新认为,一个是散户太多;第二个是投资理念偏低,喜欢追涨杀跌;第三个是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财务造假比较普遍,操作市场机构、大户联手做庄等现象也比较普遍。
因为中国股市发展的时间短,其结构化改革的味道还是比较重的。东方证券分析师邵宇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像注册制、交易自助这样的改进可能会增加。
中国股市在走向成熟。杜丽群表示,政府一直表示要按市场基本规律来调节股市,实行利率市场化,这些方面应该都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有利。
加大力度“捉老鼠” 打击“一股独大”
目前中国股市存在不少监管漏洞,导致老鼠仓和“一股独大”普遍存在。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仓也是一样,老鼠仓损人利己、以权谋私,是资本市场的祸害。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了别人的收益。
对于老鼠仓的问题,吕立新认为,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他律,从法律方面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和预防,一旦发现就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就是自律,要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和道德教育。
尽管已经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但这种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对此,刘纪鹏认为,还是处罚不够狠。“现在证监会的功能到位后,一定要把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纳入监管的视野,一旦发现,就要让其身败名裂。”
“这一轮股市上涨的过程中又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去操纵股价,可以看到的有中小板和创业板,而创业板涨得最厉害。”尹中立告诉记者,如果说所有的股票都有庄家可能有点极端,但是大多数股价被操纵,这是毫无疑问的。
吕立新就表示,垄断资本和地方权力机构组成了两股势力推动股市发展,这个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吴敬琏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利用内幕信息和信息欺诈来操纵这个市场,因为有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主席林义相也表示,垄断势力显然是有的,由于资本的实力、信息和权力控制,资本市场差不多是最市场化的地方。“权力并不是指证监会,证监会在资本市场是有权力的,但真正有权力的是上市公司,以及真正控制上市公司的权力,而这才是真正从中获取小集团利益或者私人利益的权力。”林义相告诉记者。
地方权力机构在这其中可谓是受益颇多。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告诉记者,这些垄断资本的所得税往往比其他企业的所得税要高出一大块,而这是它故意多给地方机构的,有输送利益的可能性。
市场是一个交易场所,交易双方有投资者和融资者,涉及到利益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给记者讲到:“一个健康规范运行的市场应该是公开透明和公平的市场,但由于投资者和融资者各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就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谋求利益的手段和表现。”
赵锡军表示,不排除有些方面可能利用公权力或市场上的优势去牟利。
对这一系列的负面现象发达国家也有,但不像我们国家这么普遍。“人家规范程度比我们高多了,像美国也有市场操作,也有信息欺诈,但它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而我们这边几乎没什么成本。”吕立新对记者说,“有的不是违法而是违规,他毕竟也是钻空子,要从制度设计方面就不给他留下漏洞。”
这就需要加强对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基金经理、机构投资者,甚至一些大户的监管。这跟打击老鼠仓的做法大致上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要堵漏洞、事后追责、提高素质、加强培训教育,赞成证监会严厉打击。
市场的监管方既要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又要考虑到投资者和融资者的利益。
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讲,理念、认识和制度措施都在发生变化。赵锡军表示,“有些是当时历史条件认识下的产物,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肯定要更多地学习历史的经验,扬弃不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做法。”
要让融资为了投资
如何让资本市场更成熟是国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股市要想进一步完善,一些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股市管制方面,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但林义相表示,很多的措施给人感觉到把控在放松,这个方向是对的,只不过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很多改革就在于我们能否贯彻。“2009年的新股发行改革是个不错的开始,2012年10月份关闭后我们又退回到了2009年之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经济》记者表示,这个倒退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沿途做了股权分置改革,但这是一个基本游戏规则,不算是改革。“从大的方向来说,股市的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就目前而言,退市制度就是一个不错的改革方向。退市新规后,A股出现了首家退市企业,而新三板目前也接纳了一部分的退市企业。对此,一些专家认为,A股企业退市后根本就不应该在其他板块交易,从长期来看,新三板不应该再接纳退市企业,新三板的退市也一定要加强。美国的做法就是主要抓退市,当然也有事中监管、约谈等,退市制度很严格。这样上市企业自身就会有危机感,重压之下也不敢再作假或违法。
而我国股市的问题频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信缺失。谈到诚信,首当其冲的便是评级机构,评价任何上市公司都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信用体系建设是各个方面的,从商务、司法及个人都有涉及。杜丽群向记者表示,这几个方面我国有一个2014年-2020年的信用体系规划纲要,对商务信用体系的建立更为重要。“比如在股市中一个信用很差的人到资本市场上来圈钱,一定会造成很差的影响。经济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不高、权力寻租等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信用体系建设至今,其制度比较完善,个人和企业对信用很重视,因为其已经将信用升级为一种公共资源。“比如企业想要去市场融资,信用记录不好将会对其利益造成很大影响。”杜丽群说,“由于制度比较完善,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就比较小,因为惩罚很明确,企业和个人就会很小心。”
国外通过法律法规的健全来规避违法违规。杜丽群告诉记者,美国有很多的评级机构,中国也正在建立并力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设,比如大公国际,这些评级公司对于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评级,将会有利于企业或上市公司在今后更加良性地发展。“今后在A股当中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参与评级。”
杜丽群解释到,“目前已经对很多企业及上市公司进行了评级,今后不仅将对企业的偿债能力、经营水平等方面进行评级,还将在对上市公司评级时增加信用方面的评级比重,并且在定制评级方法时参照国际标准,以方便我国上市公司更好地进入发展-融资-再发展的良性循环,帮助其更好地走出去,在参与国际并购时不受制约。”
对于股市如何进步,湘财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证券业协会监事李康则表示,我们的目的不能是为了企业融资,要将投资为了融资改成融资为了投资,把投资者的价值取向放到第一位,这样中国股市才能有进步。
政府是否该放开手
说到股市的运转,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众多的上市公司。对这些上市公司投资者可谓是又爱又恨,好的上市公司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收益,但有些公司在上市后侧重从事资本运作,不将筹集的资金用于企业发展。
“这一现象在股市还是挺常见的,很多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却忽视实业发展。从企业经营管理的道理上讲,其实关注资本运作没有错。”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董晨告诉记者,“但也不能只关注实业发展,因为实业是一种滚动发展,而资本运作对于企业也是至关重要的。”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作用是相互的,各有自己的职责所在。对此,董晨表示,我们不能把资本运作理解成炒股票,但除此之外,正常的资本运作也是企业快速做大做强的手段。他提倡实业家还是要多学一点金融知识,不要过度关注股价的上涨,但还是要学会利用股价。
董晨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如果你的股价是10元一股,现在炒到60元钱一股,考虑到泡沫,就可以增发,付出很少的股份,获得很多的资金,这对企业来说也是好事,你有钱之后也可以并购,有泡沫有时候也是好事。
“我到台湾观察过,中国的电子类企业平均市盈率是60倍,台湾的是10倍,假设有两家规模一样大的企业,中国的很多电子企业早就想收购台湾企业了,这时候如果用60倍的市盈率进行股价增发,相当于通过1/6的代价就可以收购台湾同样大规模的一家电子企业,但如果两家都是10倍的市盈率,你想靠增发去并购就很难了,而这就需要企业家能把握这样的机遇。”董晨说,“假设你就想把企业搞到60倍市盈率,然后你自己套钱跑了,那肯定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这些上市公司,北京正谋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冀书鹏就表示,即使政策不抛弃它们,市场也会抛弃它们。
对股市的监管还是必不可少的,要有原则和底线,但却不能过度地干预,股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吕立新告诉记者,股市有一个自发的调节功能,有危险,资金自动就会分流,不用政府去引导,也不用政府去刻意地打压。“资金本身在疯狂的同时也有规避风险的自发性和动因。”
有时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百般刁难”,保证上市公司的真实性,这对投资者和整个股市的环境是有一定好处,但对中国企业和中国股市的发展却存在一定的阻碍。
很多专家都表示,政府不能总是怕投资者受伤。
深圳榕树投资董事长翟敬勇向记者表示,政府不要过度干预市场的运作,资本市场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地方,能把有效的社会资本投到最需要的地方。
就像被溺爱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一个道理,如果政府过度地干预股市或过度保护投资者,就会阻碍中国股市的发展。“这会使得我们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在未来跟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变得非常脆弱,因为他们没有经验,金融机构准备不足,没有办法跟国际资本和国际金融行业匹敌,将来这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杨健表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告诉记者,其实在进入资本市场的时候,投资者已经在实物商品、房地产、债券等之间进行了比较,做的投资一定是在风险范围之内的。“所以不用为他们担忧,监管层经常以为股民好的理由发一个声明,表面看是为投资者好,但经常会好心办坏事,所以不要过多干预,要顺应市场的发展。”